关于朱成功三个历史问题的探讨

2002年末台湾学者江树声推出自己新的译注作品《梅氏日记》,作为此前未曾公诸于众的荷兰史料,引起不小的震动。江氏还利用《热兰遮城日志》、《先王实录》等中外史料与《梅氏日记》中的相关记述进行对照比较,互相印证,对译作进行了相当详细的注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不过,对《梅氏日记》的阅读也引发了我许多新的思考,在此结合过去研究与认识,对几个与朱成功历史有关的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

一、关于朱成功之名讳称谓

读过明清史的人都知道，朱成功原姓郑名森，字明俨，号大木。后蒙隆武皇帝召见，赐姓朱，改名成功，因之郑森自此起应称呼为“朱成功”。事实上，郑森本人除在部下或外界(如对荷兰人、西班牙人等)面前自称“本藩”外，其自拟之函件或者诗文，落款必钤“朱成功”三字。这在郑氏政权自铸的银币“漳州军饷”的币面连笔草书花押“朱成功”纹样上，得以证实。

然而后世何以总是称呼这位赐国姓为“郑成功”？须知这种将皇恩浩荡所赐姓名加以拆解，而用他的家族姓氏与皇帝赐名重新组合起来，这在中国古代是不符合礼法的，那是对君父不尊重的行为。相信郑森本人亦绝对不允许他属下的人们这么做(除非是敌国)。

事实上，遍观南明诸史料，除清方官员称他为“郑成功”外，绝对没有人敢这样称呼他。朱成功的部下，都敬称他为“藩主”，南明诸故臣遗老，如徐孚远、沈佺期、王忠孝、卢若腾辈，在他们的笔墨文字中，或称其为“赐姓公”，或称其“招讨”(隆武所封“招讨大将军”爵号简称)。至于民间百姓，则多称朱成功为“国姓爷”，以至与朱成功有关的遗物遗址，都被冠以“国姓”二字，如“国姓瓶”、“国姓井”、“国姓寨”等等。即如荷兰殖民者，也都随闽南百姓的称谓，而按闽南语音译为“Kocksinja”，熟悉这段时间荷文史料的学者，是不会不清楚的。

那么，“郑成功”这个奇特的称谓，究竟是从何而来？细察史料，当能发现它最早出现于清方官吏的奏稿中。如清史档案(包括汉文与满文档)内，能读到多处“伪国姓郑成功”、“海贼郑成功”、“海逆郑成功”的称谓，甚至顺治十一年六月在招抚朱成功的皇帝敕谕中，仍径称为“海澄公靖海将军郑成功”。鉴于此，似乎继续延用当时满清的这种称呼，对这位民族英雄是不尊重的，因而在本文我还其本来应有的称呼“朱成功”。

当然，有个别学者认为“郑成功”乃历史上约定俗成的名讳，不必加以更改，无须介意，但本文既然探讨朱成功的称谓问题，也就注重于称谓的妥与不妥。实际上，清廷在另一个时期(台湾郑氏归清之后)也对成功表示了相应的尊重，不再称其为“郑成功”。如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帝在赐准郑氏父子墓葬迁回福建故里的诏书中这样说：“朱成功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敕遣官护送成功及子经两柩归葬南安，置守冢，建祠祀之。”

△ 朱成功落款签名

关于朱成功封爵的另一个问题，也很值得思考。

所有研究郑成功历史的学者当然了解永历九年朱成功受永历帝加封为延平王(决非“延平郡王”)，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延平王爵号朱成功自己从不使用。这个问题台湾个别学者在90年代初有所注意，后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邓孔昭教授提出来了。他在著述指出，“郑成功父子三代治理台湾，其最高权力代表不是‘延平王’，而是‘招讨大将军’”。

邓著列举的实例是，郑克塽降清之时，延平王的册印可以先行缴纳，而唯有“招讨大将军印”却等到户口兵马各项册籍全部造好以后才予以上缴，说明它始终是郑氏行使权力的象征，从而肯定朱成功生前对永历册封的延平王称号一直未予使用。

但邓氏可能尚不知道的是，有许多历史实物资料可以作为该结论最有力的佐证。如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宫密档，其中就有郑经于康熙初年回复清廷招抚提出条件的文书，均不见钤“延平王”印，而盖朱文篆书“招讨大将军”印。此外再如陕西省博物馆国家一级藏品永历乙未年郑军铸造的仿红衣型铜火炮，炮身所铸铭文为“明招讨大将军总统使世子”及“大明永历乙未仲秋吉旦造”。因铭文为篆体，有专家认为“永历乙未”也可能为“永历己未”。如此，则火炮铸造时间可能为永历九年(1655年，己未年)或永历三十三年(1679年，乙未年)。我认为以前一时即永历九年说较有理，是时成功尚在，郑经未承继父亲爵位，才称为“世子”。可能是成功以其嗣长子名铸炮，但此时仍称“招讨大将军”而不用“延平王”号(永历八年底已封延平王)。须知明代铸造火炮成例，官员向将自己官爵全称铸刻于炮身铭文之上。朱成功不愿落王爵款而铸“招讨大将军”，完全说明其骨子里深刻怀念对其有知遇之恩的隆武帝，因而特别珍视隆武所封爵号。

有人或认为朱成功出于谦逊(特别是南京战役失败后朱成功曾自请去延平王爵号以示戴罪)，但如果详读史料，细加分析，就可以发现朱成功对永历王朝颇有微词，在军事行动上对它的服从与配合也显然并未尽心。这在已故著名的南明史专家顾诚的大著中有相当详尽的阐述，另一位已故的郑成功研究专家陈碧笙在其论著内也多次深刻剖析了这一点，本文不再赘述。我们应注意张煌言说的一句话，那是在朱成功数次暗示或明示张名振、张煌言等放弃对鲁王的忠诚，希望他们正式归属于郑氏麾下，而张煌言始终不为所动并相当明确地表示与郑氏保持友军的关系(听调不听宣)之后。张的这句话是：“招讨使始终为唐(指唐王，即隆武)，真纯臣也。”朱成功听说之后，也回复了一句，说“侍郎(鲁王曾封张煌言为兵部侍郎)始终为鲁，岂与吾异趣哉!”煌言颇为直率地指出朱成功“始终为唐”，那是明眼人的实话实说，成功却也未予否认。只是张煌言不尊称隆武为“先帝”而径称“唐”，显然颇有计较昔日唐鲁之争的意思。

最后再举一个众所周知但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例子。朱成功在永历已封其为延平王之后，与荷兰人的书信往来，仍然不肯改用王爵号。如1661年5月他在台湾通知荷兰人须尽早献城投降的告示(原文为荷文)开头即书“钦命招讨大将军国姓通告”，所以荷兰人在给朱成功的所有函件也都尊称“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殿下”。上文提到的《梅氏日记》也同样有类似的记载。

△ 朱成功生平轨迹

二、关于朱成功的容貌

朱成功的容貌，过去学术界有过探讨(主要是台湾学者)，但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大陆学者有相当多的人似乎认为，争议朱成功有无须髯一类问题无太大意义。然而直到2003年末，有台湾“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传统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廖瑾瑗博士因台北故宫博物院委托修复朱成功画像一事，率人专程至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求助，希望有更充分的根据来帮助判断朱成功脸形与须髯的疏密。当时兼任厦门郑成功研究会副会长的邓孔昭教授亦在受邀请指导之列，因而共同感叹朱成功容貌或者不可排除出学术研讨的范围之外。

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收藏的《弈棋图》过去一直作为朱成功画像基本造型的根据(可是各地做起朱成功的雕像来，或肥或瘦，或老或壮，有髯无髯，各行其是)。这幅画原件收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是上世纪20年代由郑氏后裔郑泽(朱成功之十世孙)捐献的，该画为绢本立轴，画面主要人物端坐正视，手拈围棋子，正与右坐老者对弈，其面较丰满，神情略严肃，头戴黑色儒士巾，身着蓝色龙纹青袍，内罩甲胄，足蹬皂靴，身前还绘有侍立的武将与跪地报讯的兵卒等三人，显然是刻画了一位中年主帅临战弈棋，镇定自若的神态。

△ 《弈棋图》（局部）

根据画心上部所题《百字赞》“俨乎其神若有思，蔼乎其容若可断，盖其气吞湖海、胸藏甲兵、自为秀才便以天下为己责，而况遭时艰危、能不奋然一击、睹公雄姿、直欲一蹴而抵黄龙府”诸句，及题跋人王忠孝的落款，自然很容易断定画中之主人公即朱成功本人。

王忠孝字长孺，号愧两，福建惠安人(惠安明代称螺阳)，隆武帝时授光禄寺少卿，曾领命巡察仙霞关，隆武亡，与朱成功及成功叔父郑鸿逵等联合起师，永历初晋兵部右侍郎，依朱成功，时参议军务，著有《王忠孝公全集》，载郑氏诸史事。该画作既有王忠孝题跋墨迹，可初断作于清顺治年间。这幅画的朱成功容貌与《梅氏日记》那位见过朱成功的荷兰土地测量师菲力普ˇ梅所描绘的“年约四十岁、皮肤略白、面貌端正，眼睛又大又黑”等等，并无二致。又据与郑氏政权有过密切接触的李科罗神父(见《西班牙人在台湾》)描绘说，朱成功“长得比一般中国人白净，体形比例匀称，面部表情严肃”，亦无出入。

诚然，我们并不能仅依据一幅画的人物形象来确立朱成功的真实容貌，我们也知道中国古代作画大体是偏重刻画人物神态而较忽略形似的。不过目前尚有一轴画像可以作为我们探索朱成功容貌很好的根据。

此画现藏于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文物库房，它是上世纪90年代由世居北京的郑氏后裔郑力成捐献给郑馆的，捐赠人有家传谱牒与祖宗神主牌作为身份根据，郑馆调查人员带回的捐赠人父亲档案资料(由北京公安部门提供)证实了捐赠人郑舒增家族传衍上溯到郑聪的确切性，而郑聪正是郑森即朱成功的次子。按族谱推算，捐赠人郑力成恰为朱成功第十二世孙，因而该画作《台湾行乐图》完全有可能是其十二世祖朱成功的画像(画像将在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即将完成的新版面内展出，本文不作详细描述)。

后来有学者在探讨这幅画作的文章中提出，画中主要人物是郑经而非朱成功，理由是朱成功当时没有那种闲情逸志来“行乐”，认为作为民族英雄的朱成功在国难家仇未报、故土方复之时去“行乐”是不应有的心态与行为。对此推断笔者难以苟同。熟读郑氏史料的学者应该都了解，朱成功东征登陆台湾之后，虽然大部分时间在戎马倥偬之中，但为了屯垦解决军粮问题，曾数次深入萧垅、麻豆、目加溜湾等土著村社实地踏看。这些进入内地的视察活动完全可能为当时的画师作为题材绘入“行乐图”中，须知明清时期“行乐图”乃是一种画作形式，并非要求画中主人公一定要在郊野游玩后才能完成。

况且我们也不能武断地否定朱成功本人在台湾的某几日有一时的闲适，(朱成功在战事频仍之时尚能弈棋、吟诗，何曾因之废事？)因而我同意在当时征集此画时由国家文物局史树青、杨仁恺(均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所作的关于画中主要人物为朱成功的定论。至于朱成功有胡须本是极其自然明确的事，古代男子恪守“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可轻弃”的基本准则，在朱成功身上当不例外，但过去有部分学者确曾争议朱成功有无须髯，而这一问题又牵涉到后世塑画朱成功形象的历史依据，恐怕不能说毫无意义。

例如不久前厦门郑成功纪念馆陈列更新，陈列室内新增的大幅油画《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画作承制者要求提供完整的郑成功全身造型图样，甚至要求了解郑成功的性格特点，以便提高创作的准确性。据我理解这是文献学与文物学之有机结合，或者说是博物馆实物对历史文献资料的补充。关于这个问题，新挖掘的荷文史料《梅氏日记》的记载更可成为佐证。该文中有段关于朱成功容貌的文字这样说：朱成功“年约四十岁，皮肤略白、面貌端正，眼睛又大又黑，……胡子不多，长及胸部”。“胡子不多”，看来朱成功的胡须并不浓密，但也“长及胸部”，与上文列举的两幅画作并无二致，又与李科罗神父关于“比一般中国人白净”的描述相符。我认为菲力普ˇ梅的记述是可信的，因为当时是给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报告，文字必须属实。根据该日记释注者江树声对照《先王实录》、《热兰遮城日志》等几种中外文史料做出的分析结论，也认为梅氏的记录是真实可靠的。

三、关于朱成功诛顺治帝

几乎是在江树声出版其译注本《梅氏日记》的同时，福建南安石井发现了郑氏后代家藏抄本《延平王起义实录》一书，在经过家族内部的一番争议之后，该书公诸于世。有郑氏历史研究学者获读之后，惊喜地发现在其中《从征实录》(按，该抄本系由《海上孤忠录》、《从征实录》及郑氏察言司蔡济呈稿三种抄本汇编而成)书内永历十五年二月条载有如下文字：

有人密启藩主，以高崎之战伪虏顺治实在思明港被炮击没，达素密而不敢宣，京中查无下落，召达素回京，达虏惧罪自杀。至是，太子继位，言顺治于正月崩者，伪虏之伎俩也。藩曰：余亦计及亡，但当时恍惚未敢信耳。

及同年十月条之载：

藩驾驻承天府，京报谓初三日伪朝弃太师同安侯于燕京之柴市，在京家中人皆受害。藩闻言伏案顿足大恸……。初太师在京，屡以书谕藩就抚，藩不肯，然虏顺治亦不之罪也。至是，顺治崩，执政者与太师有隙，遂对虏太子谏，以藩能击崩主父，我皇岂不能杀害其父乎。虏太子纳之，至是新即位，而太师遂遇害。

以上两段文字，1931年中央研究院整理出版之《从征实录》及20世纪60年代在石井鳌峰小学发现之抄本(现藏于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均不见载。细细研读、玩味这两段文字，产生两大疑问，其一，何以前述两种抄本独遗顺治亲征亡于厦门的记载？其二，这两段文字叙述之语气、口吻均不似杨英之笔，而且从文言文叙事之基本文字结构衡量，两段文字有相当明显的漏洞。

试举示如下：一，“有人密启藩主”句，“有人”为今之白话文句式，且杨英实录中向称朱成功“藩”，一字而已。“藩主”一般为郑氏部将敬称口语，杨英实录文字叙述不可能突然出现这一称谓。二，“但当时恍惚未敢信耳”句，“但”之转折字，为今之白话文句式，文言一般应用“然”字。三，“京中查无下落”句，难道说顺治亲征，竟然秘密到清廷百官一概不知，要到日后来“查其下落”？四，“京报谓初三日伪朝弃太师同安侯于燕京之柴市”句，按杨英笔下称朱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必恭敬谨慎之至，当尊称芝龙为“太师平国公”，此爵为彼先帝隆武所封，绝不能径称清廷予芝龙之“同安侯”封号。五，“初，太师在京，屡以书谕藩就抚，藩不肯”句，“不肯”二字，为今之白话文，当书“藩拒之”方符文言。六，“至是，顺治崩”句，按古代臣民称君父突发性死亡方用“崩”字，郑氏官员既然不承认清朝的正统性，文必称“虏”称“伪”，何以此处突然敬称顺治帝“崩”？七，“我皇岂不能杀害其父乎”句，廷臣称“我皇”不妥，又其中“杀害”二字，亦似今之白话文，当作“诛其父”或“磔其父”方为合理。而前句“以藩能击崩主父”看似第二人称转述，但又称顺治“主父”而非“先帝”，颇有些不伦不类。

以上仅是细读该抄本文字发现的一些语句毛病，而依照常理推论，或根据可靠的历史文献记载，顺治皇帝绝没有亲征过厦门，更不可能死于郑军炮下。

众所周知，永历十五年初，郑军方自金陵仓促败回，精锐丧失十之七八。仅与满清江南数省相比，在军事上处于绝对劣势，况达素领三省满汉水陆师精兵，挟金陵战役胜利之威势，认为大可一举剿平金厦弹丸二岛，完全无需皇帝亲征激励士气。如果是微服潜出宫禁，不但无激励士气的意义，作为当时版舆接近一统的君主，亦当明白此举之有失威严。当然，也有文献记载郑军北征金陵时，顺治有御驾亲征的念头，但这种念头仅仅作为一国之君的一时不冷静而立即遭受皇太后的阻止，这一事件在当时作为清廷上宾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的著述中有相当生动的描写。顺治朝礼部尚书王熙也有相同的记载，他说由于众臣的努力劝阻皇帝“不果行”。按清朝王室规矩、制度森严，皇帝不谕知朝廷而秘密潜出宫禁，完全是不可能的，这是研究清史的学者不能不知道的基本常识，更遑论清廷会“京中查无下落”了。

事实上，当永历十四年即顺治十七年四、五月间清军进攻厦门及在厦门与郑军发生激战的这段时间内，顺治皇帝正常在京中理事，这在《清实录》有相当详细的记载。如顺治十七年四月，顺治“享太庙，遣内大臣索尼行礼”，“上亲试会试中式武举马步射于南苑”，“乙酉，合祀太享殿，上亲诣行礼”等等，顺治十七年五月，也有赐武进士、赐祭琉球国王舅马宗毅及谕兵部、吏部、工部的记载。至于顺治皇帝死亡的时间，实录也记载得很清楚，即“顺治十八年辛卫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视朝”，“壬子，上不豫”，“丙辰，……上大渐”，“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注：“不豫”即身体不舒服，“大渐”即病逐渐沉重。)

此外，上文提及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在他的回忆录中清楚地记载了顺治于1661年2月(即顺治十八年正月)因天花死亡的经过，而在死前的一段日子里，即《延平王起义实录》抄本所载顺治阵亡于厦门的时间，汤若望本人经常伴随于清帝身旁，目睹了顺治因董鄂妃及与她所生爱子的相继去世而“痛不欲生”的情形。

汤若望在崇祯末年来到中国传教，1644年北京为清军攻陷之时依附了满族人，并得到当时执掌军政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的信任而荣任清政府钦天监监正，以后又与年轻的顺治皇帝建立了异乎寻常的私人关系。汤若望记载说：“他(指顺治帝)已经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又在董鄂妃死后旷日持久和非常累人的葬礼和道场中耗尽了精力。在1661年2月1日，也就是董鄂妃死后四个半月，他感染了天花，三天后就死了。”邓恩的这部有关汤若望的叙述，作为西方汉学领域研究的名著，建立在严谨的学术基础上，所持立场亦较为客观公正，向为明清史研究学者所重视，所以笔者特引用作为顺治皇帝死因的佐证。《清实录》作为包容朝廷政务之简笔概述，自然不可能将董鄂妃的事情加以叙述，天花又是清初满人统治者最忌讳的病症，故亦略而不记。实录关于顺治的病除前举“不豫”、“大渐”十余字外，还有十八年正月丙辰“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朕躬违和”如此省笔，当然看不出皇帝生的什么病。然而近臣王熙最终还是道出皇帝的病症来，他的记载正好印证了汤若望的话。王熙的原文说，皇帝召见他拟写遗诏，云：“朕患痘症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按“痘”即痘疹，就是民间俗称的“天花”，如果不是皇帝亲口说出，王熙照录，王熙断然不敢冒杀头之罪写下以上文字的。

以上史实说明，顺治皇帝的确因病亡故于京中，假如那些相信《延平王起义实录》抄本关于朱成功炮毙顺治的学者想要推翻上述记载，是要先花一些时间去找到充分论据的，事实上抄本内的关于顺治死因的两段文字，并没有得到其它史料的证实，恰恰是历史学所称的“孤证”。至于当时为何会有这样的传言，相信许多学者已经做了很好的阐述，不是本文讨论的范畴。（节选自《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3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